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扇子小说网 > 综合其它 > 美人赠我蒙hàn药 作者:王朔 | 书号:12880 时间:2015/5/17 字数:8212 |
上一章 德道与实诚的识知 篇九第 下一章 ( → ) | |
王朔: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我没什么概念,学院派啦、幕僚派啦等等。 老侠:你指的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? 王朔:全算上,我总想找个明白人儿,理出个大概的头绪。 老侠: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,大致可以分为"民间的"、"体制内的"两路,"体制内的"又分为"学院的"和"准官僚的"。 王朔:思想解放运动在当时还是冲破了一些 ![]() 老侠: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,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会中,一回来就鲜花怒放,当时有一本畅销小说集《重放的鲜花》,全是当年的右派们的成名作,像刘宾雁、王蒙、刘绍棠、从维熙等等。这批右派作家的顶峰是第四届文代会,这之后,他们不但是作品影响全国,而且也纷纷进入文化领域的权力机构中执掌实权。刘宾雁的报告文学,刘心武的小说、伤痕文学、改革文学等等。这两批人有共同的特点,都以文字风行于世,又以权力接近高层。王蒙最后坐到文化部长,刘心武是《人民文学》主编,王若水、胡绩伟。刘宾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级待遇,最低也是司局级。 王朔:这些人是当时的大众文化。 老侠:也是当时的社会思想贫乏所致。 王朔:那学院派呢? 老侠:学院派也分为几拨。像李泽厚、刘再复是一类,走的是哲学、美学、理论批判的路数,但刘再复后来当了社科院文学所所长、《文学评论》主编,也成了准官僚。他们的黄金期以八六年召开的"新时期十年讨论会"为高峰,那个会上,刘再复、李泽厚被捧为"理论教皇"了,大会的程序有点儿类似 ![]() 包遵信、金观涛等人走的是"丛书"启蒙的路数。他们编的《走向未来丛书》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观念的主要来源,影响之大,记忆犹新。后来内部分裂了。 还有一种路数是内参的形式,当时影响最大的是高尔泰的《异化现象近观》和王小强的《农业社会主义批判》,他们的理论超出了"思想解放"派和右派文人群,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。 王朔:在这些合法 ![]() 老侠:是的。我们上大学时读《今天》和一些政论文章时的激动,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这批人是当时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"民间派"。民间油印刊物中,以《今天》的影响最大。《今天》之所以成为《今天》,不是由于这批人多 ![]() 王朔:《今天》的那批人在北京,有机会弄到这些书,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。 他们的优秀"和"影响"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。 老侠:对。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,这也是一种畸形现象。后来,《今天》派浮出水面之后,受到官方刊物《诗刊》的承认,八十年代初《诗刊》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《今天》的几个诗人,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,那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。而八十年代之后,《今天》的诗人们,已失去了创造力。江河、杨炼跟着阿城寻 ![]() "朦胧诗"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"三个崛起"。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民间知识分子,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。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。 王朔:我记得,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,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。那时他们的势头非常强,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。 老侠: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,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,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调也有问题。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《河殇》的专题片后,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,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,给人的感觉像《圣经》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:"上帝说要有光,于是就有了光。"只要这种腔调出现,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,绝对真理。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,一直到现在《焦点访谈》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。那时的文章,从文学到理论,大都是救世主腔调,人人都想当救世主,当教皇。在当时,社会上有"四大青年导师之称。当时的"寻 ![]() 王朔: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,它是铁板一块吗?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、国内读完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? 老侠: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,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的区别,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,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,大都进入了体制内,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,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。学院派与幕僚派之外,还有 ![]() ![]() 王朔: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 ![]() 老侠: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,一批人下海经商,一批人漂洋过海,继续学术的人很少。而且,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,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,取代了八十年代的文学、美学。像胡鞍钢、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,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,弄出个"国家能力报告",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 ![]() ![]() 王朔: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。 老侠:对。现在的经济学家。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: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济秩序,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,不敢正视中国经济困境的核心问题: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。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,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,有左派。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,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能的平等。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,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,且被权力所扭曲。因为自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。再说,市场经济中的自由。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论。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,还要求分配的平等。市场要求的是公正,而非分配上的平等。 王朔: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。 老侠:对。在这类知识群体外,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,秦晖、刘军宁、雷颐、谢泳、汪丁丁、何清涟、朱学勤、朱大可等等。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《现代化的陷阱》,敢于触及现实问题,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。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。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,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。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,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。 王朔: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——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? 老侠:肯定有,而且相当普遍。这里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,他们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。厉以宁、胡鞍钢、樊纲等等,他们的声音会成为经济学界的主 ![]() ![]() ![]() ![]() ![]() ![]() 王朔: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。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? 老侠:有。提出知识权力、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,他是一怪杰,具有极强的颠覆 ![]() ![]() 王朔: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?比如"四大发明"之类的。 老侠: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,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。结构中,好的东西无法升华、成 ![]() 王朔: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,是由儒家思想来的,包括日本,余英时、杜维明等人是"新儒家吗? 老侠:亚洲的日本和"四小龙"的经济奇迹,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,而是体制的自由主义化。香港的背后是英国,台湾。韩国。新加坡、日本的背后是美国,自由主义世界的观念、制度、技术、教育、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。 像日本,"明治维新"就是在"全盘西化"的口号下完成的。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赖于美援及美国的市场,日本二战后的社会结构,政治制度发生了整体 ![]() ![]() 无论是海外的华裔学者,还是国内的学院派,他们的本土化、规范化用的全是西化的方法与概念。一种文化连整理自己资源的概念与方法都找不到,还奢谈什么本土化?!他们的语言也是译文体的。维特 ![]() 多可笑,《秋菊打官司》本身就是张艺谋用最写实的手法撒的一个弥天大谎。 中国的法律的根本问题是立法精神的问题,从古至今。法等于刑。没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转变,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细枝末节。作为法学专家,回避实质 ![]() ![]() 王朔: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,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,结果干什么都砸,最后 ![]() ![]() 老侠:有人讲过一个笑话。工厂里提工资,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。他每天来上班,不上车 ![]() 王朔: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,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,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,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。 老侠:知识上不诚实,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。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。因为知识人宣称"社会良知"。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,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,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。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、小计算、小阴谋、小陷讲,用个堂皇的理由,只为了捞半 ![]() 王朔:在咱这儿,做人的诚实、知识的诚实、钱的诚实,从上到下都没有。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,你给我抛个媚眼,我给你送个秋波,我给你挖个陷讲,你给我下个绊子。 老侠: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,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,他长篇大论,说来说去,就是不进入主题,费了那么多口舌,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。与这些人对话也好、聊天也罢,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,没力量,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。 人的不诚实,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,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,是福柯所说的"身体政治学"。他们自称是"灵魂工程师"。"启蒙者",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,社会的陷阱。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,赶着本土化、民族主义的 ![]() 这种撒谎与《中国可以说不》的撒谎毫无区别。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,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。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,现在都做书了,与他们接触,觉得堕落了,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,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。堕落得真实。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,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,还有人格利益,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,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。 王朔: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,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。 老侠:这是一种双重人格,像陈凯歌、樊纲、刘恒之类的"大腕儿",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,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,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,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,既得到公开的利益,又在私下里,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,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。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。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,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,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、诚实,"NO"就是"No","YeS"就是"YeS"。要说小心眼、小计谋。小陷阱,谁能玩过中国人呀。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或吉尼斯大全,我们别的不行,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。 所以说,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"诚实"是什么。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。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。愚昧。麻木。这类知识分子,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,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。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,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、诚实。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,就会利用知识去无 ![]() ![]() ![]() ![]() ![]() 王朔: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"痞子"了,"我是 ![]() 老侠:你的 ![]() ![](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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